苗族刺绣是苗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濮人的雕题文身习俗。一般多应用于服饰、帐帘、被面枕顶上，与苗族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一种务美的装饰艺术，在实现防寒保暖、蔽体遮羞的同时，达到了美化生活、悦人心性的效果。

大方县八堡乡新开村苗族服饰制作工艺  彭佑林 摄 

远古时期，人类处于童年时代，认识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和征服大自然的能力低下，对诸多自然现象既充满恐惧和神秘，同时又抱有希望和幻想，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灵魂，于是萌生了原始宗教。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苗族先民濮人为避兽妖之害，把一些危害人的动物花纹和想象中鬼神的形象刺在身上，涂以朱砂或其他色彩，从而产生了一种残酷的护身艺术。蚕桑之术发明后，开始用朱砂等色彩在蚕帛上描绘花纹，雕题文身逐渐被“描”所取代，实现了由残酷的护身艺术向务美装饰艺术的转变。针和织板等工具出现后，濮人用针引线在蚕帛上绣出花纹，或用丝线织出图样。

涿鹿之战，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战败，从黄河流域退回长江流域，“在江淮、江汉和洞庭、彭蠡间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三苗国”，后来在古三苗地域建立起以三苗后裔为基础的楚国。苗族刺绣逐渐融入荆楚文化和汉文化的元素，独具特色的苗族刺绣形成。之后，苗族在迁徙过程中不断吸收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至清代，刺绣技艺已经十分成熟。

大方县八堡乡苗家传统手工艺蜡染技术  吴学毅 摄 

由于历史原因，苗族在迁徙过程中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各支系间乃至同一宗支的各小支系间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圈，难于与外界联系与交流，使苗族刺绣艺术出现了不同的制作手法、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图纹也不尽相同。但是，苗族因其艰辛的历程，形成了较强的民族意识，而刺绣则是苗族增强民族意识的重要载体之一。有苗族居住的地方，必有苗族刺绣。

唐末宋初，苗族开始迁入黔西北地区，元明清时期，基本形成今天黔西北苗族的分布格局。大方县境内，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都有苗族人居住，其中以兴隆、八堡一带的六寨苗（喜鹊苗）比较集中，人口占大方苗族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在这一带成大聚居小散居（或杂居）分布。

走进所有苗族村寨，定能见到低头挑花的苗族姑娘和妇女。她们刺绣的纹样很少具象性和形象性，图案构成主要是对称式和结合式。兴隆八堡一带图案构成讲究对称性，单个图案成正方形，两个相同纹样的正方形图案拼接成一个长方形对称图案。根据图案大小，分为大花和小花，小花最美。大花是在上下两条粗线间顶格挑一个十公分宽的图案，在相应位置留出与图案相等的空白；小花图案宽三公分，四角相接，三排，成“工”字形，图案间自然形成与图案大小的“工”字空白。大花或小花的空白处，通过后期补花，构成纹样。

大方县兴隆乡菱角村苗族刺绣  彭佑林 摄

绣法以挑绣为主，又称数纱绣、挑花或“十字挑花”，即在绣布反面的经纬线上数纱挑十字、米字或V字，由外向内，绣出熟记于心的纹样。另外还兼有贴绣、补花和堆绣。而挑绣中的平挑，其使用插针法则依经纬线方向竖向或横向垂直于绣布入针起针，与十字绣相似。结合式图案构成和平绣主要在其他支系中运用。

苗族刺绣是原始艺术的嫡系亲传，运用概括、夸张、取舍、简化、变形等造型方法，以客观物象为基础，创造出严谨精巧、古朴素雅、华丽而不雍容的纹样图案，刻画了苗族人民古朴、原始、纯真的淡雅情趣，体现了苗族人真即善、善即美的审美观。绚烂艳丽的色彩，洋溢着粗犷、豪放、淳朴的情调，表达出一种“生命真实和形式粗率合而为一”的艺术美。苗族刺绣，记载了苗族先民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中下游时期的山川、田园、房屋、生活习俗和飞禽走兽，以及迁徙路径、神话传说和原始图腾。打开一卷刺绣作品，就仿佛翻开一部苗族历史和文化史册。

苗族妇女在刺绣  罗大富 摄

但是，当下学习刺绣的苗族青少年越来越少，作为传统手工技艺的苗族刺绣依然面临失传的危险，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希望也是客观存在的，2016年1月，大方苗族刺绣被列入毕节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保护名录后，作为传承人的杨秀芬，在各级各部门的支持与推动下，创办了大方县“阿苗苗妈”服装加工厂，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苗族刺绣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她被《农民日报》《毕节日报》等新闻媒体赞誉为最美苗家绣娘。未来的“苗绣之光”， 在此可见一斑。